猥褻兒童案件頻發(fā)專家建議細化“職業(yè)禁止”規(guī)定

　　有性犯罪前科，禁從事兒童相關職業(yè)

　　如果短時間內(nèi)無法出臺中國版的“梅根法案”，那么，可以先在刑法中對職業(yè)禁止制度進行細化，對于有性犯罪前科的人，尤其是有性侵兒童犯罪前科的人，應當明令禁止其從事與兒童有關的任何職業(yè)。

　　“Primo　Levi(猶太裔意大利化學家、小說家)說過一句話，他說，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(guī)模的屠殺。但我要說，不是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(guī)模的屠殺，是房思琪(臺灣女作家林奕含小說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中的人物)式的強暴。”林奕含在自殺前的最后一個錄影訪談中，說了這樣的話。

　　2017年4月27日，年僅26歲的林奕含上吊自殺，她的父母在聲明中指出：“奕含這些日子以來的痛苦，糾纏著她的夢魘，讓她不能治愈的主因，不是憂郁癥，而是發(fā)生在八九年前的誘奸。”

　　對于兒時被猥褻或性侵的人而言，那段痛苦的經(jīng)歷，終其一生都難以從記憶中抹去。

　　林奕含的遭遇，并非個例。近日，接二連三被曝光的猥褻、性侵兒童事件，以疾風驟雨之勢，進入公眾視野——

　　南京南站，女童被同行男子猥褻；

　　重慶某醫(yī)院，女孩被其姑父猥褻；

　　網(wǎng)站“西邊的風”存在大量猥褻女童視頻，犯罪嫌疑人吳某升被鄭州市公安局抓獲……

　　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在接受《法制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認為，輿論的關注、公眾的憤怒，反映了社會對猥褻、性侵兒童犯罪的容忍度越來越低，這是我國兒童保護觀念進步的一種體現(xiàn)，但與此相比，相關立法呈現(xiàn)出一定程度的滯后性。

　　“例如，現(xiàn)行刑法規(guī)定強奸罪的犯罪對象僅限于女性，對于男童的強制性性行為，只能以猥褻兒童罪進行處罰。與奸淫幼女可以判死刑相比，這樣的保護力度明顯不夠。與此同時，對于兒童色情行為，也沒有將之與成人色情進行嚴格區(qū)分，懲罰力度也不夠嚴厲。”姚建龍認為，有必要針對當前兒童保護中存在的諸多問題，進一步完善相應的保護機制。

　　猥褻兒童行為應有單獨標準

　　8月12日，作家陳嵐發(fā)布微博稱，南京南站候車室內(nèi)，一名女童被同行年輕男子猥褻。經(jīng)查，該男子段某某18歲，女童是段某某父母的養(yǎng)女。目前，段某某已被抓獲。

　　8月14日，網(wǎng)友爆料稱，在重慶某醫(yī)院，一男子將手放在未成年女孩的褲子內(nèi)摸其身體。其間，女孩起身去檢查回來后，男子再一次將手放進女孩褲子內(nèi)。全程女孩都在玩手機，無反抗情緒。該男子是女童的姑父，目前已被警方抓獲。

　　這兩起引爆輿論的猥褻兒童案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——熟人猥褻。

　　事實上，來自熟人的猥褻、性侵，正在成為侵害未成年人的主要類型之一。

　　據(jù)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(以下簡稱“女童保護”)統(tǒng)計，在2016年公開報道的433起性侵兒童案件中，熟人作案的有300起，占69.28%。

　　據(jù)民政部社會事務司未成年人(留守兒童)保護處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目前全國已有69起因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被撤銷監(jiān)護人資格的案件。其中，18起涉及性侵害，占近三成的比例。

　　而這些讓人震驚的數(shù)據(jù)，僅僅是實際發(fā)生案件中的一小部分。

　　“女童保護”負責人孫雪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，由于諸多主客觀因素造成性侵兒童案件非常隱蔽，難以被公開報道和統(tǒng)計，因此被公開曝光的案例僅為實際發(fā)生案件的冰山一角。

　　“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，更容易接近受害人并取得受害人信任，再加上自身力量及身份地位等優(yōu)勢，使得性侵案件更易發(fā)生。”孫雪梅說。

　　我國刑法規(guī)定，以暴力、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制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的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前款罪的，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(jié)的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猥褻兒童的，依照前兩款的規(guī)定從重處罰。

　　在姚建龍看來，現(xiàn)行法律關于猥褻兒童方面的規(guī)定，仍然不夠嚴謹。

　　“對于猥褻兒童行為的界定，過多采用了成年人的標準，而沒有兼顧到猥褻兒童行為的特殊性，這就導致很多針對兒童的傷害行為都沒有辦法進行認定，很多猥褻兒童的行為很難受到嚴懲。”姚建龍認為，對于猥褻兒童行為的界定，應當有單獨的標準。